．“相为轻重”的朴素辩证法思想。就像《孙子》将许多军事问题概括为“奇正”一样，《司马法》将战争中的诸多因素抽象为“轻、重”这样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。它认为，“凡战，以轻行轻则危，以重行重则无功；以轻行重则败，以重行轻则战。故战，相为轻重。”（《严位第四》）这就是说他主张“以重行轻”，轻、重相辅而成。它把统帅的战术指挥称为轻，战略指挥称为重，认为“上烦轻，上暇重”，主张轻重相节，不可偏废。它认为轻、重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，指出“马车坚，甲兵利，轻乃重”（《严位第四》）。它的“轻、重”说运用广泛，有时运用于指挥号令，如“奏鼓轻，舒鼓重”（《严位第四》）；有时运用于装备兵器，如“甲以重固，兵以轻胜”（《严位第四》）等。“轻、重”说的另一层含意即是“杂”，通过“杂”来扬长避短，取长补短，谋取优势。它指出：“行惟疏，战惟密，兵惟杂。”（《定爵第三》）“兵不杂则不利，长兵以卫，短兵以守。太长则难犯，太短则不及。太轻则锐，锐则易乱。太重则钝，钝则不济。”（《天子之义第二》）．“以战止战”的战争观。《司马法》的作者通过对春秋以来频繁战争的洞察，认识到要消除这种混战的状态，非用战争不可。所以他极力支持正义战争。他所谓的正义就是指的“安人”、“爱民”，如指出：“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；攻其国，爱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战止战，虽战可也。”（《仁本第一》）“战道，不违时，不历民病，所以爱吾民也；不加丧，不因凶，所以爱夫其民也；冬夏不兴师，所以兼爱民也。”他所说的“爱民”虽有一定的虚伪性，但这在当时却是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。另外，他还提出了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”的重要思想。

．以仁义为本的治军思想。《司马法》的“仁义”思想贯彻全书的始终。对民施仁，就是吊民伐罪，不误农时；对部下施仁，则是关心爱护，“见危难勿忘其众”（《定爵第三》），“胜则与众分善”，“若使不胜，取过在己”（《严位第四》），对于攻取之国，规定“无暴神，无行田猎，无毁土功，无燔墙屋，无伐林木，无取六畜、禾黍、器械。见其老幼奉归勿伤。虽遇壮者不校勿敌。敌若伤之，医药归之。”（《仁本第一》）《司马法》把“仁”作为战争的最高目标，指出“以礼为固，以仁为胜。”（《天子之义第二》）上述三条不能全面概括《司马法》的军事思想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军事思想，如“国容不入军，军容不入国”、“难进易退”（《天子之义第二》），“三军一人胜”（《严位第四》），“赏不逾时”，“罚不迁列”（《天子之义第二》），“教惟豫，战惟节”（《定爵》）等等，此不一一详细介绍。

《司马法》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。汉代司马迁称其“闳廓深远，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，如其文也。”（《史记·司马穰苴列传》）汉武帝“置尚武之官，以《司马法》选位，秩比博士”（荀悦《申鉴·时事篇》）。唐李靖说：“今世所传兵家者流，又分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四种，皆出《司马法》也。”（《李卫公问对》卷上）宋代元丰年间被官定为“武经”，成为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的军事教科书。明清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注释本。《司马法》在国外流传也较广泛。早在年日本就出现了研究《司马法》的专著《校定训点司马法》和《司马法评判》，之后相继有三十余部专著问世。年它又被译成法文，被收入《中国军事艺术》，在巴黎出版发行。

《司马法》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，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它关于三代的军赋、军法等军制资料被许多史家和兵家所征引；它的许多关于战争的锦言妙语广为传播而成为军事名言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《司马法》由于包含着追论的古代兵法，许多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东西，在当时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；今天我们阅读《司马法》时更需要鉴别批判。

《司马法》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、光宗年间刻《武经七书》本。《武经七书》系统版本最多，流传最广。除了《武经七书》系统诸多版本以外，还有《武学经传三种》本、《平津馆丛书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述记》本、《四部备要》本等丛书本。另外，清代钱熙祚、张澍辑有《司马法佚文》一卷，分别收录在《指海》、《二酉堂丛书》中。另外，清黄以周辑有《军礼司马法考证》二卷附《司马法逸文》，清王仁俊也辑有《司马法逸文》一卷，收录在稿本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》和《经籍佚文》中。

《孙膑兵法》

《孙膑兵法》是根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整理出版的一部古代兵书。战国孙膑撰。

孙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。齐国阿（今山东阳谷东北）、鄄（今山东鄄城北）一带人，孙武的后裔。生卒年月不详，约活动于公元前世纪后期，大体在吴起之后，与商鞅孙膑画像、孟轲同期。他一生坎坷不平，连真实姓名也没能留下。

．饱受磨难的早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