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，臣钦奉到十月十五日寄谕：南阳捻逆，豫军既不能剿除，恐其日久裹胁愈多，前谕鲍超由襄赴豫。曾国藩覆奏，有与李鸿章商筹协饷数成。嗣因官文奏称该提督游勇太多，漫无纪律。上杭之勇，闻有赴豫之信，恐引群呼类而来，请饬仍赴江右。第念鲍超剿贼向称勇往，若令严汰游勇，妥加钤束，使该提督有敬惧之心，未始不可资其攻剿。官文恐鄂饷难支，因有饬赴江右之奏。着曾国藩、李鸿章妥为商酌，于江苏接济数成饷需。并令该提督将游勇严行裁汰，不许任意招留。即札令赴南阳剿贼，统归曾国藩节制，以一事权而资钤摄。倘事属可行，即着一面札调，一面奏闻，用期迅捷等因。钦此。

臣查鲍超之所短在贪将多兵、滥收降卒，驭下专尚威严，条理不甚清晰。其所长之处在威名久著，为贼所惮，平日本有敬惧之心，又慕古人忠荩之名。自金口军叛以后，该提督鉴于前车，以后断不敢轻收降卒。若令少统数营赴豫剿捻，饷项则不甚缺乏，米粮则派员专管，奖其多年之勋劳，勖以后日之忠慎，必于大局有裨。惟进兵之路，须以襄阳为老营，乃能北控南、汝，西蔽郧、陕。凡银米、军械、子药等事，均应由湖北粮台作主。江南虽可协饷数成，而不能随时照料。臣前已函商官文，一俟接到覆信，如可由官文主持一切，俾该军米粮有着，臣即当奏调鲍超会剿捻匪，专办西路。合先附片陈明，仰慰宸廑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迭奉谕旨覆奏折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奏为钦奉迭次谕旨，恭折覆奏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钦奉十月二十七日寄谕，以豫省贼数益众，饬臣统筹全局，将原设四镇兵勇移向西进，步步进逼。臣亦当移营进扎，就近督剿。又奉十一月初六日寄谕，饬臣斟酌情形，相机前进各等因。钦此。

窃臣奉命剿捻、业经奏定徐州、临淮、济宁、周家口四处设立重兵，则此四处臣皆可以驻扎，初非有所恋于徐州，有所怯于周家口也。不过因东北则畿辅为天下之根本，东南则江苏为臣军之根本，故臣视东路略重，驻徐州略久耳。自十一月初间，捻匪由山东全数窜豫，臣即拟进驻周家口，又因李昭庆一军鞍马未齐，不克遽行赴豫，业于上次奏明在案。臣于秋间筹算，除僧格林沁留遗马队汰存一千八百有奇外，又有新调之察哈尔马队一千，又有馀马一千，又有借用鲍超所购之马八百，以为必可敷用。不料察哈尔马匹倒毙已及三分之二，存者亦瘦弱不堪。不得已，又复派员出口买马，屈指计之，两次买鞍者年底均可回徐，两次买马者回营早迟难定。臣拟派李昭庆于正月统带万人赴豫，与刘铭传分途进剿，无论欠马若干，但就现有马匹先行剿办，所恃步队尚多，足以辅骑兵之不及。臣亦定于正月进驻周家口，就近调度。惟臣于东路终不放心，拟令李昭庆由徐径赴河南，臣则先赴济宁、兖州、曹州一带察看情形，并查阅黄河炮船，再由归德、陈州以抵周家口。庶地势之孰重孰轻，留兵之宜多宜少，臣胸中较有把握。

别有一事与剿捻大有关系者，铜山、沛县等处有湖团焉。咸丰四、五年间，山东曹州一带黄河汎漫，难民唐守忠等迁徙铜、沛境内，多系微山湖涸出之地，久之聚至数万人，占地百馀里。当时在事官吏不能遣之回籍，暂与抚绥，因就东民所占地亩，设局丈量，定为上、中、下三等科则纳租充饷，耕种丰稔，渐臻富强。在东省难民以为全系湖荒之地，在铜、沛居民则以为霸占有主之产，争讼多年，屡酿巨案。吴棠等曾迭次具奏，奉旨查办。

本年十月贼窜沛县，逆首任柱、牛烙红、赖文光等皆住湖团之内。臣处生擒贼供，多称系湖团信函邀约而来。沛民平日本与湖团为不解之仇，至是愈以团民勾捻，纷纷控告有不能一朝居之势。而湖团中如唐守忠父子骂贼殉难，全圩房屋焚烧殆尽，则又忠节昭然，乃沛民仍以叛逆目之。若不早为之所，则沛民与团民必且械斗不休，而良团与莠团亦复真伪莫辨。臣拟将通捻之团酌量惩办，而其馀数万人全数资遣回籍。现经两次派员前往山东郓城、钜野等处，察看该团民原籍尚足安插否。如其可以安插，则遣之东归，在沛县可免占产之讼，在徐州亦无招捻之窝。臣再将资遣事宜专疏奏办，而臣之赴豫则须稍迟。如其不可安插，臣亦不勉强驱遣，在徐、沛不无后患，而臣之赴豫可以稍速。理合豫为具奏，以慰宸廑。

又奉十一月初六日寄谕，饬臣：檄调鲍超统带新募各营，驰赴湖北，由襄阳一带相机进剿。一切进止机宜，仍归曾国藩妥筹调度。其鲍超留江旧部，仍令归娄云庆统带剿办等因。钦此。

本应钦遵办理，惟臣接官文来函，鲍超必欲统带多兵，鄂省实难供应，虽江苏分任协饷，尚恐不足以资挹注。又接李鸿章来函，粤中贼氛尚炽，汪逆悍党数万人，以一隅遥为牵制，而我数省不得解严，须留鲍超在江方足支撑各等语。又闻汪逆近已窜陷嘉应州，窥伺闽、汀。臣思鄂省之饷源既如此，江、粤之贼情又如彼，不敢固执己见，致误事机。目下鲍超一军已由赣州进兵，暂难更调。应俟江、粤全境肃清，再檄该军剿捻，庶不至往返仆仆，顾此失彼。所有迭奉寄谕，恭疏覆奏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折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奏为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国藩于同治元年二月覆奏安徽省城仍建安庆案内，请专设长江水师提督及总兵以下各官，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。旋经吏部等于五月二十三日定议具奏，准其设立长江水师，而于总兵、副、参以至千、把应设几缺，暨分汛、修舰各事宜，令臣体察情形，再行详核议奏。三年四月，奉旨以淮扬镇总兵黄翼升补授长江提督之缺。六月克复金陵，滨江五省战事大定，即应将前募之水勇改为经制之水兵，核定章程，会议具奏。特以勇丁之口粮较多，额兵之口粮极少，相去悬绝，难于酌中定议，辗转筹思，是以覆奏稍迟。

臣国藩于咸丰二年腊月初招湘勇，维时长沙甫经解围，各路兵勇往来湖南，络绎不绝，臣遍查饷章，参差不齐，惟张国梁之勇每月五两四钱，江忠源之勇每月四两五钱，该两军最为有名于时。逮三年夏间，胜保奏请招募陆勇，月饷四两五钱，户部议准。江南大营循而行之，遂定为报销之常例。臣于三年冬间召募水陆两军，陆勇酌减为每月四两二钱，而亲兵什长稍有增加；水勇酌减为每月三两六钱，而炮手舵工稍有增加。厥后银价日贱，米价日昂。咸丰十一年，杨载福等请将水勇加为每月三两九钱，至今未改。臣复详加询访，除山东、河南饷章微少外，其馀江、楚、闽、浙等十馀省勇饷，均系四两有奇。目下各路招集陆勇纷纷未已，若水军骤为大减，则人皆去为陆勇，谁复愿充水兵？故臣所议章程，于兵饷条暂从其优，俟军务告竣，再行酌量核减。审时度势，有不能不出于此者，非敢与陆营战守粮额故示悬殊也。

自古养兵本无善政，南宋之括财，晚明之增饷，皆为兵多所累，识者病之。我朝绿营兵丁五十馀万，较之宋、明，已属极少。然乾隆四十六年议增缺额、名粮，大学士阿桂曾上疏力争。臣国藩亦于咸丰元年疏请裁兵五万，户部初未议准，后乃通行各省酌办。溯自洪、杨倡乱，捻、回继变，军兴十馀年，惟向荣、和春大营用兵稍多，其馀皆倚勇丁以集事。

国家养兵之费，岁逾二千万，当此多事之秋，乃未闻绿营立一奇功，出一良将。今各省勇丁合计，约在三十万以外，而昔年经制之兵仍未能议裁议减。守战各兵在营之坐粮虽少，而出征外省，加以盐折、夫价、馀丁等款，每兵一名月支亦在五两上下。平日有粮少之名，临事无省费之实。百年受养兵之累，应急无破寇之效，统筹全局，殊非长策。臣愚以为军务全竣后，仍当综核名实，裁减陆兵。其必不可裁者，即当增加口粮。此又因今日设立水营而即为异日绿营之地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