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通鉴》另有考异30卷，主要集中在南北朝以后，尤其是隋唐五代。由于史料丰富，很多史事都有相异的说法。一般的史书会经过考证选择其中一种，而司马光则是经过鉴别选择一种之后，将其余材料一概照录，然后加以分析，表明观点。这样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资料，考异和本文一样，都是值得重视的史学著作。

概括地说，《通鉴》的史料价值极高，尤其是隋唐五代部分。在现存的史书中，《通鉴》可以和两《唐书》、《册府元龟》并列，制度的记述则可以和《唐会要》、《唐六典》相提并论。编纂方法也相当先进，参与的人员之间各取所长，明确分工，按照修史的过程部署了三个阶段，从提纲要领到资料汇编，最后定稿，开创了集体合作、分工负责、有步骤地编写大部史书的方法。

自然，《通鉴》也有不足之处，比如坚持用一个年号，这样在分裂时期，同时出现几个王朝，在时间记载上对于读者不是太方便。而且由于司马光本人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，《通鉴》对于变革均持保守态度。即使良史如司马光，有极其严格的修史标准，仍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一定影响。同时由于过于注重“史鉴”的作用，书中在叙述具有典型性的明主、暴君时会有一定程度的归善和归恶，比如有关隋炀帝的记载就能看出明显的痕迹。当然这一点只要在读史时参以相关史书作出分析即可弥补。

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）九月，司马光病逝，十月，《资治通鉴》出版。早在编撰过程中，神宗皇帝就称之为“前代未有之书”。完成以后，得到了极高的评价。宋人普遍视为“如桑麻谷粟”，不可或缺。清代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赞它“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，为前古之所未有”。近人也大多推崇此书。后世对于《通鉴》的赞许，除了《史记》之外，几乎没有一部史书可以和它媲美。比起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《通鉴》在文采上或者略逊，但是在史料的选择和写作的严谨程度上均有过之。

《通鉴》对后世历史编纂的影响极大。宋时已经有人为其作注，而以宋元之际的胡三省的《通鉴》注最为出色。胡三省（1230—1302）的注用力近三十年才成书，于正文下作注，再将考异插入。内容主要包括了注字音、地名、人物，注释典章文物，补充和修正史料。后人因此将胡注称为《通鉴》的大功臣。除此以外，历代都有《通鉴》一书的续撰、改编、评论、校补等著作问世。比较著名的有南宋时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袁枢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、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；清王夫之的《读〈通鉴〉论》、毕沅的《续资治通鉴》、夏燮的《清通鉴》等传世。

本书限于篇幅，只选取《通鉴》记载的26项事件，而且因为其书自身的特点，选材上也倾向于政治方面，仅加以整理，稍作概括，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能略微体会到《通鉴》精华之万一。选择上挂一漏万，在所难免。自然，领略其书精髓最好的方法就是翻开《资治通鉴》，从第一页开始，读下去。

　陈 磊

年12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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